总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于一点:没有对萨特和阿德勒两个人的观点进行自己的批判性思考
从萨特说人拥有绝对的自由,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自由承担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全部的责任,标准只来源于我们自己;再到脸红恐惧症的例子,其中提出的“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标准”“标准就是体面”“同样是女生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接受治疗之后依旧无法好转的无能为力”“只_要选择一直带着脸红恐惧症,就可以用没办法和他交往是因为病症这个理由来自我逃避_”这几句之中,都可以找出明显的反驳点,接下来我们讲一一阐述:
首先,萨特的逻辑自身存在漏洞,如果逻辑真的是“女孩自己选择了脸红恐惧症,来逃避表白的失败”,那么显而易见的,把这个逻辑外扩到一般疾病,就变成了:“你生病是因为你选择了生病,你受苦是因为你选择了受苦”。这明显是不符合一般逻辑的,萨特本身忽略了绝对的客观因素,如一个人出身的经济条件,成长环境,当时的时代和制度,如果我们出身就因为性别、性取向、阶级属性而被这个社会系统性的排斥,这种结构性的压迫已经让我们失去了萨特所说的绝对意义的“自由选择”。借用马克思所说,人的自由是在客观条件和权力结构之下被挤压的狭小缝隙。
进一步的,我们将这个结论运用到一般事物身上,就发现了极为恐怖的事情“我们之所以遭受某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内心设定了一个目标去实现”。那我们遇到校园霸凌、战争、性骚扰、生理疾病、心理疾病,我们不能用这种逻辑去解释为何抑郁症患者患上了抑郁症。所以,这个逻辑非常容易走向受害者有罪论的错误论断。
那么针对上述的逻辑漏洞,我们应该如何补充?首先,这个逻辑固然是有使用之地的,它并不是不能使用在一切事物之上。对于自由选择和课题分离,课题分离是用来拯救自己的,而不是批判自己的,如果遭受到霸凌,霸凌行为本身是施暴者的课题,而受害者的课题是如何走出心理创伤。
以下都是我自己的粗鄙之见,想必也是有大量漏洞的:
“不是因为生气所以大声说话,而是为了大声说话发泄自己而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如果我们从为什么而生气的目的出发来看,我们都是想通过生气来达到某种目的,暂且不关心这种目的和通过生气来达到某种目的这个行为本事是否合乎我们所处社会的一般认同,无论我们有没有真正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取决于其他人或事物的反馈,一旦我们生气的行为发生了,也就与我们无关了,那么无论因为生气大声说话还是我们竭力想表现出生气的样子也就无关紧要了。并且我们不能说是真正我们自己选择了去达成某个目标,因为这其中所有的因素并不是完全由可以主观自我觉察的部分来执行和选择的,引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体系,任何选择都有无意识的参与,然而,无意识并不是一个可以主观调控或者通过其他间接手段按照我们所思所想的方向调控的,所以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并不是我们自己真正做出的。拉康说欲望是无法满足的,从这点出发,人一切想要达成的目的都可以视为欲望的一种,而这种欲望的形成的初始一定有一个外在的事物或者人对主体需要进行了某种压抑或者忽略,也就是说第一次没有被满足的才会一直留恰恰的,如果不基于过往的经历,我们就不会产生任何欲望了。 (当然,你可以直接用萨特所说的标准学说来反驳我上述所有观点了)
其次,在“他人即地狱”这个论断之中,萨特将人是排他性的,有争夺主体性趋势的作为前提条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人就不能相互成就吗?人就一定带有避免成为客体的趋势吗?在微观的冲突层面上,是这样的,但是从宏观层面上,一定不是的,因为如果这样,人类早就灭绝了,罗伯特·怀特在《非零和博弈》一本书中明确指出了一个观点,即人类的历史箭头方向是指向合作共赢,共同进退的非零和博弈,而不是冲突中的零和博弈,所以在总体的选择趋势上来看,人类选择合作的次数多于争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萨特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他错误的地方在于把主体看作一个“单子”,封闭,把自由看成了排他性的自由,而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人在互相的冲突之中最后会达成合作,互相承认对方的主体性,也就达到了问题的消解,而非萨特所说的施虐和受虐的走向极端;在政治活动中,罗尔斯提出的基于一般政治性观念(政治性观念又是基于当前公民自由主义社会的一般道德),政客应该通过所谓公共理性,依旧是可以被互相理解的言论来辩论自己所支持的观点。